柳斌: 在体制改革中寻求出路

       8月14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柳斌在“个性化教育国际会议”上指出，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是社会的呼声，是国家的期望，是人民大众的福祉。

       柳斌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这就为实施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把“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放在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位置上。

       柳斌指出，有生命的存在而后有教育，使生命实现最优发展，使生存获得最佳状态，是教育的本质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获得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成长为德、智、体、美诸方面素质优良的社会公民。

       柳斌强调说，“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提出，要求教育事业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思想、教育体制、评价制度、教育方法等各项重大改革。要解开升学竞争愈演愈烈、学生负担过重愈演愈烈、作为办学主体的学校急功近利愈演愈烈的死结，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不触动某些部门或单位的现实利益，就只能无所作为，坐等失败，促进个性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柳斌指出，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讲“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其实，治国方略要重视制度建设，治教方略同样要重视制度建设。以高考入学制度为例，它的公开、公正、程序严格、可信度高等制度性优点是它长期受到欢迎和信赖的根本原因。然而，高考入学制度存在着德、智、体全面衡量被虚化，甚至被数百个知识点所取代，择优录取变成了择分录取。对于学生十几年的学习所获和教师几十年教学的成果，采用唯一的一次考试、一张试卷定终身的办法做出最后裁判，最了解学生的教师却对学生升学没有发言权，这其实是很难公正很难公平的。这样一些制度性缺陷却长期而牢固地产生而且以累进效用继续产生着负面作用，导致当今的分数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学习承受了太重的压力，童年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在不少地方，学习活动常常远离了学习者的现实生活；整齐划一的学习任务忽视了学习者的兴趣、爱好、自主、自由以及承受能力的差异；学习活动的要求常常违背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问题出在统一考试上，更准确地说，问题就出在“统”字上，是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统考统测束缚了教师的手脚，是统考统测阻滞了学生个性生动活泼发展。高度集中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先验的僵死的标准答案，事实上的唯分数评价制度，其负面影响的巨大和深远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以分数为唯一标准来定得失，定优劣，定取舍，定质量高低，定政绩大小，定教育成败，导致了教育评价的高度行政化和极大功利化倾向。其后果是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时代性诉求，如社会责任感培养的诉求，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能力培养的诉求，文化多样化的诉求，人才多样化的诉求，个性发展多样化的诉求，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诉求等，都被无声地消解在超强的分数评价及由此导引出来的功利大潮之中了。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

       柳斌特别强调，对于这种“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的办法只有深化教育改革，尤其是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正如《教育规划纲要》指出的：“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 “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这里，《教育规划纲要》强调了改革的重点是体制机制问题，强调了对地方和学校进行改革和探索应持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鼓励”。本着这一精神，那种害怕改革、不鼓励改革甚至阻挠改革的态度，应当被视为是错误的。教育制度改革与其他制度改革一样，应当“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在这里，突出重点，就是要突出高考入学制度这个重点。高考入学制度，一要完善，二要创新。

       其一，完善。就是在保持原体制优点的同时去除其负面影响。一是在把知识分数作为大学入学条件的同时，把品格、情操、学习力、社会责任感等作为要素纳入入学资格考察范围；二是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实现高考多样化、多层次化，创造条件实施因校制宜的考试；三是转变命题思想，少一些学了之后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的知识难题，多一点应知、应会、应当面对、应当思考的现实问题，由注重考查解题能力转换为注重考查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其二，创新。对于创新者、改革者来说，就是要勇敢地探索新的路径，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于国家、政府和社会来说，就是要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及社会环境，对改革者、创新者针对现存制度缺陷所做出的挑战，不但要容许，而且要支持和鼓励，让他们按一定程序坚持进行改革实验。例如：高校入学制度，既要容许对高考体制内入学这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也要容许对高考体制外入学的多种模式进行探索（包括承认其学历学位）。

       柳斌指出，目前，高考考生人数逐年下降，考生录取率已达70%以上， 一些省市甚至已高达80%~90%，探索高校多种模式入学已具备较好基础。择优保送、校长推荐等高考体制外入学模式正在试验。不少家长不惜重金、甘冒背井离乡的风险，让还在中学的子女绕开国内高考，直接申请到国外留学，人数逐年增多。2008年出国留学人数为18万，2009年为23万，2010年达28万，其中中学生占的比例逐年增加。考虑到这种趋势，遵循《教育规划纲要》关于“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的要求，在国内开展一些高考体制外入学的试验，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可喜的是，上海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始进行这种免试入学的实验探索，这是为众多学子和家长寄予了殷殷期盼的实验探索。尊重这种探索应当视为是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其实，在中国，这样的实验是太少了！我们在对上海部分高职院校的改革表示欢迎的同时，对其他省市的高校参与此类改革实验寄予厚望，尤其是对普通高校和影响较大的著名高校参与此类改革试验寄予厚望！大家还记得这句诗吗？“风乍起吹皱一池秋水。”从这个意义看，有一所改革试验的学校比没有学校进行改革试验要好。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有些事必须在教育战略高度上求得共识。经过多年的争论和改革探索，我们在“开创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并举的新局面是一件大好事”上取得了共识，我相信在“开创高考体制内入学与高考体制外入学并举的新局面同样是一件大好事”上也一定会取得共识。

       柳斌特别强调，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与考试制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考试是指挥棒，应试倾向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把解决教育质量问题、把解决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宝”过久地、过分地、过度地押在统考统测和单一的分数评价上，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隐藏着危机的。如果我们真的想建设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我们就得从思考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做起。